二、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
党的八大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良好开端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是党面临的全新课题。
五十年代中期，国际形势也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关系中缓和趋向的出现以及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中国刚刚起步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随后，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取得初步的成果。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正确地分析国内外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以后党确定正确路线的基本依据。
大会确定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工作的方针。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我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并且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成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和全党整风
八大后，我国在经济方面不断进行探索，由于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人民内部矛盾日渐突出。在长时间考虑和酝酿的基础上，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这些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地得到解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决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总结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历史经验，研究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现的新问题，提出的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
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于4月27日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党听取了大量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提出的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同时，党针对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部署反右派斗争。1958年夏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结束。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是两大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这两大问题上一度发生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严重曲折。
“大跃进严惩”、人民公社化运动和纠“左”过程中的曲折
“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
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这次会议把“大跃进”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在“大跃进”的同时，还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毛泽东的提议下，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此后，各地即开始了小社并大社的工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即规模大、公有化程度高），使得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问题，给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思想理论上，也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1958年，毛泽东通过对河北、天津等地调查研究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并要求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强调要区别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划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批评了废除货币、取消商品生产和交换的主张。会议以后，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这期间提出的一些正确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也有长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纠“左”的努力，还局限在坚持“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左”的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因而形势并没有根本好转。并导致了纠“左”到反右的逆转和继续“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提出和政治上“左”的错误的发展
在严重困难面前，全党上下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为了统一全党思想，确定当年的调整任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会议发扬了民主，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1958年以来的经济建设工作和1962年的调整任务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这次大会取得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取得的积极成果。
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前期，世界上各种力量发生新的分化和改组，世界局势出现动荡。随着中苏之间的分歧扩大以及中美之间的斗争加剧，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日趋紧张。这使党认为，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包围中国，也影响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
1962年9月的八届十中全会，联系对苏联赫鲁晓夫观点的批评和对国内形势的观察，提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强调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这样，就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和绝对化。它标志着党在这个问题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起来。
八届十中全会结束时，接受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提出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出现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的错误一步步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基本上还能够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
八届十中全会后，根据全会的有关精神，不少地区开展了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在社教过程中，中央下发了“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等政策，但这些措施在指导思想上发展了“左”的错误。在政治上“左”倾错误不断发展的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影响了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使不少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冲击。
国民经济调整任务的完成和十年建设成就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政治上“左”的错误虽有进一步发展，但总体上还没有对经济调整工作产生重大干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党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的十年。在这十年里，无论是建设事业的专门人才，还是党政干部队伍，都有较大发展。在这十年里，党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融的重要经验，形成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的富于创造精神的方针政策，使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有了良好的开端。
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分别规定了适合当时情况的各项具体政策。所有这些，都是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任务。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多变、国内建设任务的艰巨繁重、缺乏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现成经验，党在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曲折。这一时期的失误及其深刻教训，对党以后的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正如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那样：“我国赖以进行现代化献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十年工作中的主导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