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全面内乱
1966年，正当国民经济的调整基本完成，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逐渐发展成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一场长达十年、给党和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召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开会，起草《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试图对学术批判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加以适当约束。就在“二月提纲”拟定的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座谈会的《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这种严重的政治责难不仅是对着文艺界，而且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为了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同年8月1日至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迅猛发展。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
“文化大革命”发动后，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正确对待干部，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批发了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这些措施，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对制止局势恶化还是起了一定作用。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九大从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气氛所笼罩。林彪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核心内容是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极力鼓吹这个理论的“伟大贡献”和这场“革命”的丰功伟绩，作为“文化大革命”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个理论对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大会通过的党章没有关于党员权利的规定，却把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这种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做法，在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
林彪集团的覆灭和纠正极左思潮的努力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决心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林彪叛逃事件的发生，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终。
林彪事件后，党的一些重大的组织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迫切的改写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党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党的十大于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举行。
十大以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江青集团的势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同“四人帮”的斗争和1975年的全面整顿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持续和几经反复，使人们对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厌倦情绪越来越强烈。希望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生活有所改善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的迫切要求。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1974年1月，在毛泽东的批准下，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不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同年10月，中央发出召开四届全国人大的通知。“四人帮”认为这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机会，加紧阴谋活动，企图由他们出面“组阁”。
四届人大闭幕后，已患重病的周恩来病情更加严重。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相继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邓小平，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整顿。他强调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大局，提出要全面整顿，部署以铁路整顿为突破口，使堵塞严重的铁路全部疏通，运输状况开始好转。接着，开始整顿钢铁工业。
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但他仍然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他希望邓小平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然而，整顿工作的深入展开，势必触及“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逐渐发展成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比较系统的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猖狂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
粉碎江青集团的胜利
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广大干部群众长期郁积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1976年清明节前后爆发出来。这种不满像火山熔岩一样不可压抑的迅速喷发，是由“四人帮”压制人民群众对周恩来的悼念而引起的。自1976年3月下旬起，各大城市的群众冲破“四人帮”的阻力，自发举行悼念活动。4月4日清明节这天，悼念活动达到高潮。4月5日，“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人民强大的抗议运动被压了下去。
1976年7月6日，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创始人之一朱德逝世。同年9月9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党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党中央还采取有力措施控制了上海局势，使江青集团骨干分子妄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在长大十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在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教育、科学、文化造成了严重破坏，影响极为深远。“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使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了严重破坏。
